開放與外在干擾 馬華文化在跨國文化場域

開放與外在干擾 馬華文化在跨國文化場域

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時報出版)

诸星大二郎短篇

當時序進入一九九○年代以後,馬來西亞政府提倡「2020宏願」,爲了達致先進國目標,在族羣政治限制上稍微放鬆,一時之間,華人文化活動驟然蓬勃,華社也爲此振奮。與此同時,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馬中建交、解除旅遊中國探親禁令,與中港臺的文化交流也有顯著增加,不論是學術交流、書籍流通等等活動都顯現活躍的景觀,甚至有人稱此爲「文化熱」。實際上,上述變化也伴隨着全球化的背景置換,多元化與跨國交流已是不可避免的大勢所趨。這對一直處在相對封閉系統中求存發展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是一個契機,它可說已經「干擾」了華社記憶傳承和馬華文化的自然演化。不過問題是,固有的民間華社機制與文化型態是否能夠把握契機,並能支撐和因應此契機所帶來的可能轉化與挑戰。

實際上,政府長期的壓抑政策使得中文學術與思想得不到良好延續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哲學的空白」。這也就是說,過去華人社會的文化生活是在嚴重缺乏「上層建築」作爲其基礎和指引的,這不能說不是一項危機。因此當文化政策鬆動下,許多有關中國學術活動首先突然活絡起來,許多學術研討會都相續舉辦,中國、臺灣、美國學者陸續受邀到來,這也就不令人驚奇了。但是,這是一九九○年代之前所無法想像的,有人喻此爲「學術大拜拜」,顯見其熱鬧有餘的一面,不過大體上它對華社的學術建構還是起了一些積極的意義。與此同時,「哲學的空白」之後也產生「順手亂抓」的亂象,許多所謂的研究會如「孫子兵法研究會」、「三國演義學會」、「易經學會」、「紅學會」等憑空出現。之所以說它「順手亂抓」是因爲其活動之非學術性質,反而造成許多文化誤讀的現象。無論如何,這些文化景觀說明華人社會有中國文化復歸之勢,華人傳送中國文化記憶似乎寬鬆得多了。華人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壓抑有了某種程度之解弛,但文化如何深化與建制化仍舊是一項難解的問題。問題的另一面是,華人社會過去強烈的文化悲情與憂患意識亦隨之逐漸淡去,這爲華人文化發展增添了幾許不確定性。

HEAVENLY STAR

美國學者柯雪潤在研究跨國媒體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關係時注意到,對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等地區,尤其是香港的跨國媒體消費、旅遊機會以及與中國大陸文化資源接觸之增長,作爲更大社會、經濟與政治話語的一部份,這已衝擊了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並改變了其性質,也影響了華人的社會認同。她認爲,隨着「大中華」經濟和政治崛起,以及成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對文化認同的渴望,已導致華人社會間更爲確定地促進自己的文化,以作爲馬來西亞社會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確實,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大衆文化長期深受港臺影響,尤其是香港影視通過一九八○年代的錄影帶風潮至九○年代政府的有限度開放天空–衛星電視–觀衆得以全方位收看香港電視,使得香港影視長驅直入家家戶戶。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又長期不準成立本地華語電視臺,華人因此沒有條件發展自身的視覺文化工業。直至九○年代,政府才允許一些國營電視臺中文時段由一些私營公司提供本地攝製的電視劇。然而,由於面對強勢的香港電視浪潮的衝擊,觀衆口味以及要求其實已經爲香港製作所蘊含的標準內化了,微弱的本地資本和製作處於難以自立的位置,其拍攝手法、劇情幾乎完全「香港化」。這幾乎無助於文化工業留住本土記憶的作用。換句話說,外國文化工業壓迫了國內文化工業之發展,而且也放逐了文化工業可具有的本土精神內涵。

星之啄

不管喜歡與否,一九九○年代大衆媒體發展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馬來西亞自然也不由自主地捲入這個大衆媒體鋪天蓋地的網絡之中。大衆媒體在歷史記憶上的作用巨大,晚近許多研究表明,大衆傳播媒體早已成爲形塑人們歷史意識極有力的制度化媒介,電影似乎可使過去再生,比博物館、展覽、紀念儀式等更生動地將過去再現出來。然而引人遐思的是,爲什麼馬華社會多年來不見自身本土意義的懷舊熱?其實大家都不可避免私領域的懷舊,每個人可能都在陡然間生髮自己的童年往事。然而由於華社欠缺自己的文化工業,集體的本土懷舊想像似乎未被營造出來,比如爲何華社沒有對過去一些值得留住的記憶發生懷念。反之,外來文化工業產品之長驅直入,竟然使到華人社會也出現某種外國懷舊,令人頗有空間錯置之感。香港懷舊或文化意象在馬來西亞華社的耳熟能詳,即是一例。然而比較讓華人稍可放鬆的是,馬來大衆文化工業儘管得到官方資助,但也與其他第三世界一樣,面對西方文化工業無所不摧之打壓以及自身技術之滯後,因此未能形成一種有效的歷史意識工具。

另一方面,落筆至此我們也得詢問:香港大衆文化的影響是呈現哪種型態?基本上,香港流行文化也同樣衝擊其他華人社會,這表面上也使得華語社會似乎有了共時化的傾向。但與此同時,也有評論者認爲,香港大衆文化的傖俗性也促使馬華文化受其波及,它所「生產」的偶像「緋聞」甚至填補了華人社會(每個社會)所需要的偷窺心理。年輕一輩的腦海裡幾乎很難有沉重的歷史意識危機感,可能進一步散失本土化或移民經驗的有限積累。事實上,一些研究也揭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即大衆傳播媒體自身的商業化傾向,將活生生的經驗和具體的事件簡化成浪漫的、可依序述說的故事時,已鼓勵遺忘。在當今所謂後現代的時代,電視與電影的視覺刺激強力塑造人們的意識,人類的記憶能力似乎變成多餘了。

當然,我們在分析影視文化工業的影響時,也應避免犯上「媒體中心論」。事實上,當人們接觸媒體時,他們必然也以自己的習慣、觀念或角度去理解,因此媒體與文化的關係是「諸種中介化活動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這也就是說,儘管現代媒體在文化再現中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否定其他的文化經驗,如與家人、朋友的言談以及日常生活經驗。借用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術語,電視等媒介的作用是「管理」我們的生活經驗,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的生活經驗同樣在「管理」媒介所攜帶的訊息。因此,馬華社會的問題可能在於本身文化積累不夠深厚,因此易於受到外在的影響。追根究柢,問題顯然還是在於華人社會固有的文化斷層及經驗傳承問題。外在強勢的大衆文化浪潮只是加重了問題,並引向另一個傖俗化、文化商業化、消費化問題。大衆文化甚至導致現代讀者對文學著作閱讀興趣和能力衰退,年輕一代寧願看電影、電視,而不選擇閱讀原着。這使得原本「硬書」出版市場既小而窄的華社更難發展其學術及文學機制。當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已非華社可單獨解決了。但其他已經發展自身大衆文化工業國者至少尚能把其文化刻畫於大衆文化工業產品上,馬華社會卻沒有這樣的本錢,問題就顯得複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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